2008年8月底，上海《东方早报》的版面上转载了一条两三百字的小消息，内容是武汉同济医院给三名不满周岁的婴儿做了肾结石手术。 在当时，不少媒体把它当成一条医疗新闻来写，重点放在医院技术过硬，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做手术。 报社里有一名特稿记者，看完这条消息后没有放下，他觉得不对劲。 不到一岁的孩子，怎么会得肾结石？ 这名记者叫简光洲，后来那篇点名三鹿的报道，署名就是他。 报道见报四年后，他离开了报社。 到了2025年，也就是事件过去17年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媒体的人物稿里，身份已经完全变了。 简光洲是江西九江人，2003年从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，随后去了上海。 同年7月，《东方早报》创刊，他是创办团队里的一员，在国内新闻部负责写特稿。 据中国法院网2009年2月6日刊发的人物介绍，他入职后的几年里写过不少有分量的稿子。 2011年12月，他接受央视网《记者归来》栏目访谈，聊起了三鹿报道的起头。 他讲，那条武汉的消息他是在网上看到的，看完就把电话打到了同济医院，问医生这种病例在医学界常不常见。 医生的回答是，不太能见到，比较少。 这个回答让他决定接着往下查。 没过多久，甘肃兰州又传出消息，有14名婴儿出现了结石病症。 湖北、甘肃等地的媒体此前已经陆续报道过结石患儿，可一提到孩子吃的是哪家奶粉，稿子里写的都是“某企业”。 读者一再追问到底是什么牌子，当时却没有一家媒体把名字登出来。 简光洲开始逐一联系患儿家属、医院和当地卫生部门，把一条条信息对上。 查到后来，线索越来越集中，最终都落在了三鹿奶粉上。 他向三鹿集团求证，对方给出的答复是产品没有问题。 那时候的三鹿是国内乳业的知名企业，据中国法院网的介绍，品牌资产价值约150亿元人民币。 稿子要不要直接写出企业名称，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容易拍板的问题。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 2008年9月11日，《东方早报》A20版用半版篇幅刊出了《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》。 稿件采访了受害者家属、医院、三鹿集团和卫生局等多方，第一次在公开报道中写明，众多婴儿同患肾结石，可能与喝了三鹿奶粉有关。 也是在这一天，原卫生部发布消息，称高度怀疑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。 当天晚上，三鹿集团发出声明，宣布召回2008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婴幼儿奶粉，数量大约700吨。 事情没有停在一家企业身上。 原国家质检总局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婴幼儿配方奶粉开展专项检查，2008年9月16日公布的结果显示，109家生产企业的491批次产品中，有22家企业的69批次检出三聚氰胺，三鹿产品的含量最高。 2008年9月22日，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。 按照原卫生部后来的通报，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，累计将近30万人。 追责走的是司法程序，时间线很清楚。 2009年1月22日，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。 张玉军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，耿金平以生产、销售有毒食品罪被判处死刑。 2009年2月12日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三鹿集团破产。 2009年3月26日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。 2009年11月24日，张玉军、耿金平被依法执行死刑。 法律上的账算清了，制度上的口子也在同步补。 2008年10月9日，国务院公布施行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，从奶畜养殖、生鲜乳收购，到乳制品的生产和销售，各个环节都定了更严的规矩。 2009年2月28日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这部法律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。 往后这些年，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许可、配方注册和监督抽检一轮比一轮严，国产奶粉的质量和口碑也在一步步重新立起来。 那篇报道在新闻界同样拿到了分量很重的认可。 《新闻记者》杂志副总编刘鹏当时有一段评价，大意是三聚氰胺奶粉问题迟早会被公之于众，可迟到的曝光、迟来的正义，可能会让更多婴儿受到伤害。 他还讲，这篇报道成了整件事从揭秘走向透明的转折点。 拿奖以后，简光洲没有换岗位，还是留在《东方早报》继续跑新闻。 转折出现在2012年。 那年8月底，简光洲在个人微博上发布了离职消息。 2012年9月，多家媒体转述了他微博里的内容，他写道，在《东方早报》的10年，是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。 微博最后一句是：“理想已死，我先撤了。” 从2008年9月11日报道见报，到2012年8月离开报社，前后正好四年。 那一年，他37岁。 至于为什么要走，他本人当时没有展开讲。 2012年11月8日，《新京报》刊发《简光洲 一如既往的坚持》，又讲了一遍他离开媒体前后的经历。 离开报社以后，他没有再回到新闻一线，而是去做生意了。 有报道提到，他创业时给公司定过几条规矩，不做虚假宣传，不替企业洗白不光彩
